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婚姻关系也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初婚是家庭生命周期成形的起点，初婚年龄的变化，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口和经济有着巨大影响。现根据2020年达川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达川区近年来人口初婚年龄变化分析如下：
一、人口初婚年龄变化的主要表现
（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两性平均初婚年龄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2020年达川区两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7.13岁，比2010年（“六人普”）增加3.97岁，增幅达到17.1%。
（二）男性总体高于女性。2020年达川区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8.41岁，比2010年（24.1岁）增加4.31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69岁，比2010年（22.24岁）增加3.45岁，男性初婚年龄持续高于女性，预计此后也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达川区两性平均初婚年龄高于各自的法定婚龄6岁左右。
（三）与教育水平正相关。2020年达川区居民素质显著提高，高中、大学学历人口显著增加。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平均初婚年龄在不断推迟，据普查资料反映：未上过学群体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1. 64岁，小学为22. 76岁，初中为22. 90岁，高中为23.42岁，大学专科为25. 38岁，大学本科为28. 04岁，研究生为30.51岁，几乎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阶段，平均初婚年龄就增加 1.5岁左右。
（四）城区明显高于乡村。城乡差异既反映了经济差异，又反映了婚姻文化差异，达川区城市人群的初婚年龄明显高于乡镇和农村。2020年，达川区城市人群初婚年龄为27.32岁，乡镇人群初婚年龄为24.17岁，农村人群初婚年龄为22. 85岁。如果按城市-乡镇-农村的顺序对城市化水平进行排序，反映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初婚年龄越晚。
二、初婚年龄推迟的原因
（一）婚姻制度的硬性要求。1980年新修订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法定婚龄不具有变化弹性，必须满足年龄条件。与此同时，在政策上，国家强调并鼓励 “晚婚晚育”，在法定婚龄的基础上男女各推迟3岁结婚被视作晚婚，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中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强调了“晚婚、晚育”的生育政策特征。这说明了婚姻制度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早婚群体的比例，从而对提高平均婚龄起到推动作用。
（二）受教育时间挤压初婚年龄。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颁布，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由此开启。在国家男女平等国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男女两性在教育获得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客观上延长了青年男女在校的时间。按照中国的现行学制，4年本科、2-3年硕士、3-4年博士，18岁开始上大学的青年，20-29岁期间正处于在校就读期，相较其他教育程度的同龄人，其在30岁之前结婚的可能性无疑会降低。有研究发现，相对于初、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 5年。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婚姻市场上“男大女小”的年龄梯度婚姻模式，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推到了不利的境地，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所受到的婚姻压力就越大。再者，女性过早步入婚姻可能会为此牺牲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使得一部分女性不愿意过早进入婚姻。
（三）婚姻成本的负担加重。结婚时彩礼、房屋、车子、“三金”等标准配置，使结婚成本大幅增加。一方面婚房压力加剧，“结婚买房”在长久以来的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但达川区近年来房价节节攀升、高居不下，2020年达川区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6885元/平方米，比2010年上涨了1.89倍，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住房在影响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客观上决定了青年在婚姻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也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结婚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彩礼、车辆配置、“三金”、婚庆花销等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在消费盛行的结婚文化下，高昂的结婚费用使得结婚成为一种巨大的经济负担。
（四）青年婚育观念的变迁。现今青年更加看重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更注重享受高品质的生活，认为婚姻可能会剥夺他们的个人空间和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当代青年大多认同晚婚，认为理想的结婚年龄为26-30岁，婚恋年龄呈现恋爱年龄提前、结婚年龄推迟的特点。另外，社会对于婚前同居的宽容度和接受度都在不断提高，在不需要实现婚姻这种形式的同时，青年已经可以提前满足实质性的婚姻需要，婚姻本身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效用或收益也开始下降，传统的婚姻功能弱化，初婚年龄的推迟在所难免。
三、初婚年龄推迟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双面的，积极的方面在于加固婚姻稳定，降低离婚率，实现自我成长；消极的方面在于降低生育率且、加剧婚前同居现象的增加。
（一）有利于婚姻稳定。青年在配偶的选择上更加谨慎，彼此在婚前就有了充分的了解和长时间的感情基础，会提升婚姻中的满意度和情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婚姻的稳定性，有效降低离婚率。
（二）有助于实现自我成长。初婚年龄的推迟，青年将有更加充裕的时间专心致志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教育程度，在工作和事业上的发展和追求也有利于实现自我发展和个人成长，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减少了家庭责任的负担，有利于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参与水平提升，追求更加多元化事业价值。
（三）导致出生率下降。在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下，达川区生育的主力军还是发生在婚姻中，因此我区初婚年龄的上升会带来生育年龄的推迟，使得育龄妇女生育子女的时间在总体上缩短，继而会影响到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国家从2015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到2021年的推广鼓励三孩，目的是为了提升人口增长，但达川区近10年人口出生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到2020年，初婚年龄的推迟使得生育推迟，以致出生率从8.7‰下降到7.25 ‰，人口自然增长率从3.1‰下降到1.24‰，人口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四）加剧婚前同居行为。初婚年龄的推迟伴随而来的是婚前同居行为的增加，并呈现低龄化趋势，大多发生在18-24岁之间，明显缺乏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青年的身心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流产人才高达1300万，位居世界第一，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25岁以下青年占一半以上，既降低了生育率又增加了非婚生育概率，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造成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
四、相关建议
达川区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甚至是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是基于复杂多元的主客观因素形成的，必须要从合理机制规划、宣导健康婚姻观念、缩小城乡差距、创新教育机制等方面组合发力，倡导和鼓励达川区青年男女形成积极的婚恋观念。
（一）广泛宣传引导，倡导健康婚恋观念。要在全区倡导合理规划生育年龄，塑造形成追求“最佳婚育年龄”的共识。倡导青年群体形成一种健康、积极、自由的婚恋观，减轻大龄未婚群体的心理焦虑和压力，正确看待婚恋问题、积极面对婚恋问题所带来的压力。宣传部、工会、民政局等部门应充分发挥力量，建立公益平台，打造活泼有趣的公益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青年创造相互结识的机会，找到合适结婚对象，力争早日步入婚姻殿堂，将初婚年龄提前。
（二）统筹城乡发展，就地实现“成家立业”。市委“建区扩位”决策实施后，达川区已部署“重塑产业、更新城市”的发展战略，这将是统筹达川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之举，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达川区城乡融合发展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区人社系统、农业系统、乡村振兴系统要制定城乡发展规划、加大项目投资、招引人才落地，让达川区年轻人立足乡村、积极创业、回馈家乡，不用再四处奔波，在家乡就能实现“成家立业”，改善因外出打工而耽误青年结婚年龄的问题。
（三）创新教育机制，缓解教育与初婚矛盾。为了缓解因受教育时间过长而错过最佳婚育年龄，可以从改革教育机制方面着手。一方面可以缩短学制，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使大学毕业生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延长2年。另一方面提供政策便利，为硕博类学生提供在校结婚便利，包括提供诸如“夫妻宿舍”这样的住房保障鼓励青年群体在最佳生育年龄结婚，对于因结婚、生育无法在学制时间内修满学分的，提供便捷的“休学－复学”机制，为有婚育意愿的大学生提供政策制度便利。
（四）给予政策倾斜，缓解婚育压力。城市生活节奏快、消费高，特别是房价压力巨大，巨大的压力导致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育。可以通过婚育补贴、人才补贴等政策方式对初婚青年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缓解经济压力。对于女性婚育后生活工作难以平衡的问题，需要配套相应的生育支持政策为女性提供帮助，可以通过提供假期福利、津贴补助、儿童保育、就业保障等方式为女性提供生育支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女性提供服务，让女性不再恐婚恐育，缓解婚育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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