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聚焦达川,重点推介这项工作经验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专访中共达州市委常委、达川区委书记许国斌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有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结合各地发展实际,将顶层设计转化为能落实、易操作、出实效的政策措施。近年来,达州市达川区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人民论坛记者就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治理难点等问题,专访了中共达州市委常委、达川区委书记许国斌。
人民论坛:近年来,达川在推进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加强财政法治建设,创新实施了“财政因素分配法”。请问达川“财政因素分配法”出炉的背景是什么?
许国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点要落实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这为各地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达川区总人口122万,其中农村人口占80%,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来执行的“基数”+“增长”财力保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财政分配不规范等一系列新问题逐渐暴露。一是乡镇发展受限。全区54个乡镇发展不平衡,一些偏远乡镇自身发展能力较弱。二是干部流动不畅。为保障财政运转,乡镇干部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到县里搞协调、争取资金、跑项目上,导致县里干部“下不去”,乡镇干部“上不来”。三是预算约束不力。每年乡镇及各类派驻机构以各种名目、理由上报经费请示,财政追加现象频繁。四是滋生“苍蝇”腐败。制度的不规范导致管理漏洞,在经费争取、追加过程中,少数干部乘机以权谋私、“吃拿卡要”。
人民论坛:通过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达川通过“财政因素分配法”构建起怎样的基层财政保障体系?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许国斌:为从根源上解决上述问题,达川区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把财力向基层倾斜、激发乡镇活力作为改革的主攻方向,以财政分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制定出台“财政因素分配法”,将财政分配运行全面推上制度化轨道。
六年来,乡镇财政总支出从2013年的4.9亿元激增到2019年的10.7亿元,增长118.4%,从根本上扭转了干部“跑部钱进”的不良风气,真正让基层一线干部“有钱办事”“有精力抓发展”。一是干部作风更加务实。失去了“权力寻租”的土壤后,“吃拿卡要”“苍蝇腐败”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从源头上得以有效遏制,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二是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乡镇有了自主安排的资金后,充分发挥集约效应,有力推动农村环境改善、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三是社会矛盾大幅减少。在解决了财政保障后顾之忧的同时,乡镇也有条件消赤化债、解困维稳,上访、闹访、缠访现象不断减少,和谐稳定的社会大局持续巩固。
人民论坛:达川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建立的社会救助大平台,广大群众的满意度如何?群众有哪些获得感?
许国斌:为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2013年7月,达川区创新实施“十大民生救助制度”,对流浪乞讨人员、残疾人等十类困难群众实施精准救助,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申请救助繁、慢、难等问题,困难群众救济权得不到充分保障。2017年,我们在“十大民生救助制度”基础之上,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互联网+社会救助”服务体系为载体,整合13个救助部门53项救助业务,实行“申审分离”,建立社会救助大平台,并全程接受纪委监委网络监管,着力构建远程办理、系统交换、网络监督和微信互动办理模式,让困难群众切身感受到达川区社会救助的“力度”“速度”和“温度”。
一是救助更加便捷高效。在每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置社会救助窗口,困难群众只需“进一家门”“跑一次路”,提供基本信息,审批流程自动进入网上“一站式”联审。同时,对火灾、突发重大疾病等特殊救助事项,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先救助、后补办手续。二是救助更加精准全面。平台建立后,依托一门受理系统,53项救助事项全部入驻,27个信息核对部门资源共享,精准锁定困难群众,实现全面救助。三是救助更加阳光廉洁。平台建立后,实行网上审批、网上办理,救助对象与承办人员、资金拨付部门“不见面”,从源头铲除了“微腐败”滋生的土壤。同时,区纪委监委将“社会救助大平台”植入全区民生救助监管系统,对救助事项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监督。
人民论坛:为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达川创新实施“315群众工作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治区兴区各项事业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许国斌:达川区委、区政府把依法治区作为执政基本方略,创新实施“315群众工作法”,切实将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通过近7年的实践,“315群众工作法”已在达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探索出了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第一,实施“315群众工作法”是践行法治精神、维护社会稳定的生动实践。从依法解决突出问题入手,立规矩正方圆,坚持在法律和政策框架下解决“无理取闹”、以“闹”争利、“法不责众”等问题,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第二,实施“315群众工作法”是保障人民利益、夯实执政根基的具体体现。通过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把解决矛盾问题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获得民意认同、情感共鸣和工作支持,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第三,实施“315群众工作法”是体现干部担当、强化责任意识的务实举措。面对复杂的矛盾问题,达川区敢于正视、勇于面对,强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肃清因诬告带来的不良风气,弘扬了清风正气。
人民论坛:在您看来,达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许国斌:对达川区而言,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在乡村,难点也在乡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压力比较大。二是基层党组织引领力不强,个别基层党组织宗旨意识淡化,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弱。三是部分群众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不高、意识不强、能力不足。
针对以上问题,达川区将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一是积极做好提升群众满意度的“加法”,持续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大平台,加快构建更加全面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扎实推进“作风建设深化年”活动,彻底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二是认真做好化解矛盾纠纷的“减法”,深入实施“315群众工作法”,扎实开展“民情户户通”活动,持续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依法处置各类矛盾纠纷,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全力做好多元共治的“乘法”,深入推行“党支部标准工作法”,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组织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立健全群众自治机制,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充分激发群众的主体性。四是扎实做好简政放权的“除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完善村(居)民自治制度;持续实施“财政因素分配法”,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基层一线,真正让乡镇、村(社区)有钱办事、抓好发展。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人民论坛记者 李富强 韩冰曦
巧用“加减乘除”推动基层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近年来,达川区紧紧围绕中央、省、市关于基层治理决策部署,巧做“加减乘除”法,扎实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积极推动服务在基层提供、力量在基层汇聚、满意在基层实现,探索出了基层政务服务的“达川模式”。
赋权扩能做“加法”,让“转型升级”破解“痛点难点”。一是推进阵地建设,破解基层“无处办”难题。坚持“科学合理、适用够用”原则,升级打造政务服务大厅,科学设置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代办点,充分满足群众办事需求。目前,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大楼即将投用,31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23个分中心高效运转,28处社区服务站、681个村级代办点实现全覆盖,区、乡、村3级“15分钟服务圈”基本形成。二是下放审批权限,破解基层“无法办”难题。坚持“下放审批服务权限就近办理”原则,积极开展群众办事不出乡镇(街道)活动,赋予基层更多审批权限,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目前,已实现公安、民政、卫健等11个区级部门涉及养老保险费缴纳、高龄补贴申请等91个事项下沉基层办理。三是强化要素保障,破解基层“无力办”难题。实行各基层站所统一进驻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选派综合素质高的工作人员入驻便民服务(分)中心,充实服务力量,确保基层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
整合优化做“减法”,让“一次办理”代替“多次往返”。首先整合职能“减程序”。全面梳理整合服务事项“四办”(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清单,取消19个区级部门144项公共服务事项,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升级打造“一窗通”服务窗口,将210项办理事项纳入8个“窗口”统一办理,审批环节减少12%。其次优化流程“减时间”。推行“审批同步进行、办理内部流转”的并联审批制度,压减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限,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服务。目前,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压减至120个工作日等,各类审批提速近65%。最后网上办理“减跑动”。推进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29个部门1338项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100%。创新建立社会救助大平台,整合全区13个救助部门51项救助业务,对接房管、社保等27个核对部门的信息系统,实现求助事项“全程在线、一网办理”。
破旧立新做“乘法”,让“改革红利”释放“叠加效应”。第一,明确主体叠加“引领效应”。落实机构改革要求,成立行政审批局,推进审批主体由分散变为集中。实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政府主体责任制,统筹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全面落实政务服务事项。村级代办实行村委会全面负责制。第二,创新模式叠加“融合效应”。结合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依据办理事项频次、拆并乡镇规模等,实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8+X”(社会保障、民政优抚、残障服务、计生卫生、市场监管、农业、规建、国土、综合)、各分中心 “3+X”(社会保障、民政优抚、残障服务、综合)服务模式,推行审批服务专用章“一枚印章管服务”办理模式,有效保障群众办事便利。第三,建章立制叠加“制度效应”。落实“放管服”“市区体制”改革要求,实行重点项目代办制,加快投资项目落地。实行政务公开制,做到一般事项定期公开、重要决策适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及时公开。实行主要负责人定期进大厅工作制,每月一次到便民服务(分)中心接待群众、现场办公,收集解决民生难题。
转变作风做“除法”,让“督导考核”推动“阳光高效”。一是整治环境“除顽疾”。扎实开展“政务环境整治突破年活动”,重点整治政令不畅通、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顽症,政务服务环境不断优化。二是严格考评“除短板”。采用监控巡查、现场督导等方式,对窗口工作人员的纪律作风、业务办理、服务群众等情况,实行“一日一巡查、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评比、一年一考核”,确保服务实效。三是精细管理“除梗阻”。出台《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通知》等制度20余项,采取服务量化考评、提升目标绩效考核占比等方式,优化考核体系,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环境,为经济冲刺“700亿”、城市建设“双100”,创造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向建平(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副书记、区长)
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达川实践”
【调研背景】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体现明显。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地处西部贫困地区,国家层面与自身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交织,推动更平衡充分的发展、提升治理能力,是达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达川区围绕着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与探索,不仅提供了地方典型案例,而且可以深化与拓展人们对这一复杂政策议题领域的思考。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对达川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行了实地调研。
通常来讲,欠发达县域实现同等程度的发展,更加考验机制创新能力和综合治理水平,在资源供给匮乏、社会矛盾突出、观念传统落后的制约条件下,其所探索的治理经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乡村振兴更有借鉴性。近年来,达川区结合地区实际,着力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创新推出了“财政因素分配法”“社会救助大平台”“315群众工作法”“一村一法律顾问”等工作举措,取得了一些可推广的经验。
达川区社会治理的改革与探索
第一,增强机构整合,通过“进一家门、解所有难”改革,破解基层社会服务淤点堵点。社会救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兜住基本民生底线、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因为各种原因,不同的社会救助项目之间难免出现交叉和不协调,一部分救助对象可能重叠享受救助,另一部分救助对象则可能被遗漏。达川区实施“进一家门、解所有难”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其基本理念和做法是,把原来分别隶属于残联、红十字会、住建局、妇联等部门职能的共计21项政策救助事项,交给一个统一的机构“社会救助服务中心”来集中审批、拨付、依法有序处理,困难居民只需要在所在乡镇或社区的社会救助窗口或便民服务中心,出示身份证、申请事项表和同意信息核对授权书,即可完成所有申请手续。这一改革举措不仅为困难居民带来了社会救助申请上的便利,还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社会救助各个环节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缓和乃至和谐了乡村或社区内部干群之间、居民邻里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纳入法治框架,推行“315群众工作法”,提防群众合理诉求的“信访化”“维稳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由于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在基层信访不信法的情况有一定普遍性。一些本来合理的诉求或是微小矛盾,没有在法治框架内依法解决,只得按照行政层级层层往上推,慢慢激化成信访事件,乃至成为维稳负担。达州区实施基于“315群众工作法”的信访与调解制度改革,其基本理念和做法是,把原来着力于解决已发生冲突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维稳式”信访接待,调整为由一个专门办事机构“达川区群众接待中心”负责的依法依规处理群众信访的常态化制度。“315群众工作法”具体包括建立实名举报制度、查实奖励制度、诬告查处制度,坚持在法律和政策框架下研究解决的原则,强化该解决的必须解决到位、确有困难的帮扶到位、重点控制到位、依法处置到位、严格问责到位。这一改革的最大特色是以制度机制化的方式、依据国家法律与政策,面对面地解决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党和政府的政治担当与法治思维运用到信访工作当中,努力“打造阳光法治信访”。
第三,增进公共福祉,完善“财政因素分配法”,把财力向基层下沉、激发乡镇发展活力。公共性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相应的公共财政应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如果财政因素与公共福祉不匹配,就会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基层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困难,乡镇干部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争取资金、跑项目上,在经费争取、追加过程中也会滋生腐败。达川区的“财政因素分配法”改革实践就是把公共财政与公共需要关联起来的举措。“财政因素分配法”推动资金向基层倾斜,经过不断实践完善,逐步形成了保障类、工作类、激励类等三类十项分配因素。实施以来,财力持续向基层下沉,确保了基层运行经费年初有预算,切实解决了基层干部服务群众、促发展的后顾之忧,全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加速推进。财力下沉后,乡镇经费保障得到极大提高,乡镇干部从“年初跑预算、年中跑追加、年末跑决算”的无奈中彻底解脱出来,一门心思抓脱贫、谋发展。
达川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启示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所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创新探索,带来许多思考和启示。
第一,部门协调配合,是在服务大局中谋划工作、综合增强治理效能的必备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这对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效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现实意义。达川区“进一家门、解所有难”系列改革,往小了说是各部门间实现了信息共享、力量统筹和资源的合理调配,往大了说是克服了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坚持在服务大局中谋划和推动工作,以部门的协同高效配合,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明确责任链条分界点、衔接点,完善部门间联动机制,使履职更加顺畅高效。
第二,以良法保善治,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追求,确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践证明,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依法表达合理诉求是最便捷高效的维权途径。现实中很多群众不诉诸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原因往往在于执法、用法、普法方面做得不到位,无形中抬高了法治的成本。按照达川经验,实现良法善治,要通过“助力精准脱贫·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及时、精准、普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常态化推行“315群众工作法”,调动按章依规办事的主动性,降低群众的依法维权成本,养成良好的法治习惯。更重要的是执法环节,该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到位、该处置的必须依法处置到位、该问责的必须严格问责到位,真正实现法治惠民。
第三,落实共享发展,是把公共财政用于民生保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应然之举。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归宿,要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需要有强大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支撑。公共财政是个人需要、公共需要、政府财政职能相统一的民主财政,从实现国家职能的财政转变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财政,不仅具有基层政府财政职能转变的实质意义,也是促进基层社会民主治理的变革方向。达川通过实施“财政因素分配法”,把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基层倾斜,民生财政支出占比超过70%,切实解决上学难、就医难、文化生活匮乏等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4年增长率超过9%。这表明,政府财政为社会公共需要负责,赋予财政以民主的性质,保障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让纳税人从政府享受到的公共利益大于其通过税收转移给政府的资源价值,才能使政府的公共性与基层公共性社会关系的建构内在地关联起来,这具有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本质含义。
(调研组成员:陶建群、张莉、李富强、高洪远、魏飞)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
达川区社会治理创新的
关键点和示范性
【点评嘉宾】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青连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胡 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秉龙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基层社会治理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当前各种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施“财政因素分配法”“社会救助一站式服务法”和“315群众工作法”,破解了一些棘手的基层社会治理难题,人民论坛特邀专家对其创新做法进行点评。
杨宜勇:
让老百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人
达川实践表明,全民总动员、提高老百姓的治理素养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过去,达州市达川区工作人员深入基层调研群众自治工作,发现个别地方存在群众民主意识淡薄,个别基层干部服务意识淡薄、群众观念不强,工作方式上不亲民、不接地气等问题,导致工作效果差,群众满意度低;部分村(社区)村(居)务公开形式单一、公开内容简单、公开时效性差。对此,达川区党委和政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出台并实施包括论证听证制度、民主议事制度、民主评议工作制度、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民情恳谈制度、小区(院落)自治制度、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村(居)务公开制度、述职述廉制度、问责制度“十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主动给老百姓赋权、赋能,使他们不再是单纯基层社会治理的对象,而是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人。
达川实践验证,注重高质量治理、提高绩效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追求。达川区通过优化治理流程,推动社区服务管理不断提质增效,全面依托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按照400-600户或1000-1500人左右为一个网格规模,将人、地、事、物、情、组织等全部纳入网格管理,消除管理盲区的同时,提升管理成效;通过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整合社会资源,打通困难群众救助的“最后一公里”,构建了高效、便捷、透明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实施“财政因素分配法”,使财力得以下沉乡镇,为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了财力保障。“315群众工作法”在达川区全面落地生根,达川区司法局在信访局接待大厅旁边特意设置了达川区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法律工作人员为有需要的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这样做不仅使得信访数量持续大幅下降,而且使得信访事项办结时间大幅缩短,重大敏感时段均实现了“零进京”“零到省”“零非访”。
青连斌:
真正打通困难群众救助的“最后一公里”
达川区建立社会救助大平台这一创新做法,有几点是值得特别肯定的:第一,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救助是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的一项最基础性工程,同经济工作不同,它是花钱而不挣钱的。达川区委、区政府从2013年开始,就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规范社会救助标准流程,在地方财力并不充裕的条件下,优先保障社会救助资金的足额到位。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句口号,必须切实体现在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中。一方面,达川区建立的社会救助大平台,使困难群众只需进一扇门,业务前移乡镇,大大方便了困难群众的救助申请。另一方面,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平台救助了困难群众23万余人,实现了对贫困户的救助全覆盖,避免了因灾、因学、住房、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堕入贫困行列。
第三,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突破。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达川区在政府机构设置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相关部门职能调整,一方面,破解了基层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的难点,优化和提升了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另一方面,真正打通困难群众救助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困难群众得实惠、基层干部减负担、部门工作有实效的良性循环。
第四,把有限的资源用到真正困难的群众身上。首先,达川区通过社会救助大平台,克服了社会救助资源的碎片化、部门化使用,提升了社会救助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通过信息化手段避免了有限的救助资源被浪费到不该救助的人员和地方,实现了精准救助。再次,通过建立“互联网+监督”,有效杜绝了关系救助、人情救助和微腐败、与民争利等现象,既严肃了党纪、纯洁了政风,又避免了宝贵的社会救助资源的浪费。
郇庆治:
达川区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前沿性示范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由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所引领的社会建设不仅自身呈现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改革与发展新场域,而且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区域整体乃至全国范围的前沿性、全局性促动意义。从社会建设的视角来看,达川区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有以下示范意义:
一是必须从“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政治高度来认识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来说,全面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更多考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平衡协调,而社会建设理应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层面或突破口。二是主动从社会建设的视角理解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近年来达川的实践探索清楚地表明,无论是针对少数特殊群体的信访制度机制改革、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还是面向所有公众的县域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乡镇社区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其核心目标都是一个稳定安全、公平公正、互助自治的社会建设,使广大普通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国家现代化不断发展的成果。三是充分利用党和政府的重大(或区域)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从达川的探索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国家和省市层级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支持,像“财政因素分配法”这种改革举措的力度与效果就肯定会大打折扣。四是围绕国家(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达川的实践表明,社会治理创新并不意味着照抄照搬西方国家或我国中东部地区的现成经验与做法,而是必须与时俱进地推动一个区域或社区的社会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职业化和现代化。
胡敏: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创新
达川区近年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创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主要启示有三点:一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创新着力破解群众的烦心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基层事权多但财力不足、财政分配不规范等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困扰着基层政府,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当务之急。近年来达州市达川区创新实施了“财政因素分配法”,解决了基层财政困境,满足了薄弱乡镇的财力期盼,减轻了基层财政干部的负担,又减少了基层各种“微权力腐败”,将有限财力的“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并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二是以需求为重点,以方式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达州市达川区建立社会救助大平台既是以问题为导向,更是以满足困难群众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的成功探索。达川区针对各类救助资源分散在各管理部门又缺乏有效统筹、受帮扶困难群众申请程序繁琐等问题,通过现代信息化手段,打造了社会救助大平台,困难群众只需跑一次路到乡镇(街道)救助窗口,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实现“一门受理”。社会救助大平台强化了基层法治队伍的法治思维,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获得感,推进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探索。
三是以服务为本分,以理念创新夯实执政为民的责任心。党和政府的所有工作都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有工作成效都要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的标准。达川区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这些可贵创新,做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的统一,其价值意义在于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其实践才能行之有效,探索才难能可贵。
周庆智:
达川区治理实践体现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的公共责任。达川区通过创造政治和社会条件,让个人、家庭和社区与公共体制(政府)的关联确立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达川治理实践让公众更明确政府公共性的实质内涵。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公共性”集中体现在两大功能的实现上:一是(经济资源)财税汲取能力,二是(政治资源)社会整合和动员能力。支持上述功能的政治逻辑是:如果经济增长(GDP)使国家富裕起来,那么作为个体的人民也会富裕起来。这意味着低失业率,人人享有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和制度化、社会的可持续,这些内容是基层政府公共性的本质所在。达川区聚焦体制机制弊端,制定出台“财政因素分配法”,把财力向基层倾斜、激发乡镇发展活力作为改革的主攻方向,体现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
达川实践验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内容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如下方面:把权利与义务关联起来,把权力与责任关联起来,把政府的公共性与民众的福祉关联起来,如此才能使政府与民众的目标一致,乡村振兴才有了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使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机制确立在社会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上。比如,达川区的社会救助大平台创新实践是把权力与责任关联起来的一个再好不过的例证。达川区通过整合分散在各部门间的社会救助资源,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把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制度化方式纳入公共体制的保障系统之中,就是把公权力与社会权利实质性地关联起来,就是把公权力所担负的公共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李秉龙:
达川基层社会治理充分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一是分配政府财力与实施社会救助体现公平。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达川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事权优先、民生问题优先,财政资金分配更加科学化;精准识别救助对象、精准确定救助措施和精准发放救助资金;整合各方面资源,统筹救助政策,实施全面救助;深入推进社会救助管理服务改革创新,建设全覆盖的社会救助大平台。
二是监督机制构建与政策制度制定伸张正义。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崇高价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正义观的本质要求。达川区委区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监督机制构建和政策制度制定中充分伸张社会主义正义,建立“三大机制”,即建立阳光运行机制、建立救助资金核拨监管机制、建立纪检监督介入机制;强化“三大保障”,即强化组织保障、强化制度保障、强化资金保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正义发展理念,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公平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衡量理想社会的标准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取向。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基础性地位。要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必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绩效。达川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绩效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层社会治理过程的高效,建立了一个顺畅的财政资金拨付通道。第二个层面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质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稳定,乡风更加文明。
来源: 人民论坛